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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新经济政策起始于1970年，但是从更早的六十年代就已经开始酝酿。马拉西亚独立之后，照搬了英国的议会制，基本上形成由马来人和华人共治的局面，初期还比较和谐，很快就出现了变化。

    为巩固统治基础，并达到独掌权柄目的，巫统借口华人仅以32%的人口，却占据了将近六成的财富，遂策划了一系列的事件，最终以发动五一三全国骚乱为标志，接管了马来政权，开始推行新经济政策。

    而关于华人财富的问题，说起来也比较复杂，一来基于华人勤劳致富的本能，二来是便是由于英国殖民者一贯的思路，通过扶植华人来压制人口占多数的马来族，以达到平衡局面的目的。

    但是也没有巫统说的那么夸张，因为华人所谓的财富，相当一部分并不属于华人，而是属于那些以英国人为首的外国投资者，只是交由华人管理而已。

    马来西亚新经济政策，也称作“原住民优先政策”，目的是进行有利于马来人的财富重新分配，手段就是剥夺华人的利益，其内容和和实施过程远远超出经济政策的范畴，涉及教育，文化，宗教等诸多领域。

    代表华人利益的马华公会，即便是加入巫统组织的国阵，依旧被巫统夺去对财政部，贸易部和工业部的控制权，最终变成可有可无的摆设。根据近年来的统计，华人以三成的人口占比，仅仅只有两成的投票。

    政治领域的弱势，最终也体现在经济方面的不断衰弱。

    面对新经济政策来时汹汹，华人有两种应对之策，一种就是到海外发展，而另一种便是引入巫统和政府高层作为股东，建立“阿里——巴巴”式的合资企业。

    这两种策略，前一种以郭氏兄弟和嘉里集团为代表，以损失一半财富的代价，据江湖传言，这笔最终不知去向的资金高达2000万美元，开启海外投资的步伐。

    也就造成的如今的怪异的局面，虽然郭鹤年是马来首富，但是大部分资产却是在新加坡和香港，其本人也长年住在香港，也是其前几年得以入手无线台三成股份的缘故。

    另一种策略便是以祁严振与连山集团为代表了。新经济政策开始推行之际，连山集团的掌舵人还是祁严振的父亲，祁耀芳已经老了，没有了年轻时创建连山集团的闯劲，选择了留守，这也是大多数华资企业的选择。

    但是，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推进，传统建筑业，零售业，交通运输业迅速受到冲击，而航空航运，伐木业，橡胶，加油站等行业仅仅允许马来人进入，于是祁耀芳选择了化工业，这个相对有一定技术门槛的行业。

    马来西亚在推行新经济政策之后，初期促进经济发展，在消除贫困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，但是弊端很快显现，社会投资意愿降低，投资和组建的近千余家国营企业连年亏损，因为社会分配问题导致马来人与华人的矛盾不断被激化。

    但是这一切都被掩盖起来，因为自七十年代起，接连两次石油危机，马来西亚也因为石油出口赚取大量的外汇，也得益于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大环境，整个东亚、东南亚，以日本为引擎，经济快速发展。

    但是这种情况，在1985年发生了变化。

    为夺回不断萎缩的市场份额，沙特大规模增产，以至于油价闪崩，从30美元一桶的价格直接跌至13美元，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苏联，马来西亚的gdp增长率也从前一年的7.6%，直接变为负增长。

    康泰集团的北进策略也成行于这一时期，很难说清楚当初到底是蔡劭联系的他们，还是蔡康主动联系的蔡家，毕竟随着十多年的发展，马来人积累了丰富的经商经验，类似“阿里——巴巴”式的企业越来越少，毕竟众乐乐不如独乐乐，社会矛盾加剧，华资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困难。

    而在这二十年中，连山集团先是经历了股东的撤资，而后引入新的股东，后来随着祁耀芳的离世，因控制权的争夺而元气大伤。祁严振虽然最终艰难保住了连山集团，却早已经失去了发展的良机。单以资产而论，连山集团依旧是马来前十的财团，但论起未来的发展前景，并不见得比康泰集团更好，所以急需大笔资金的投入。

    而嘉里集团就不同了，当初果断跳出马来西亚的泥潭，赶上新加坡和香港发展的良机，如今早早布局大陆，即将收获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巨大红利，就远不是连山集团所能相提并论的。

    “政府已经放开对外资和华人资本的限制，新经济政策也已经于去年就结束了。”

    经济陷入倒退的马来西亚，民怨沸腾，不仅华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达到了危险的地步，就算是初期获得一定利益的大多数马来人也很不满，因为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大部分利益，被少数寡头所得，成为继英国人之后新的食利者阶层。

    如果按照二十年前的标准判断，新经济政策取得了辉煌的成果，贫困率与失业率大幅度下降，但是按照二十年后的今天的标准，贫困率与失业率与二十年前相比，并没有什么不同。

    马来人的支持，是巫统执政的基础，已经到了很危险的经济，以至于不得不放弃对华人的限制，并于去年，官方正式宣布废止新经济政策。

    华人资本终归是世界上庞大的资本，据福布斯八十年代初统计，高达650亿美元之巨，是中国改革开放之际，其主要的资金来源，而马来华人资本是仅次于香港的。

    或许正是看中了这一点，面对经济发展的困境，巫统主席通过访华，寻求同华人的和解，逐步解除对华人资本的限制，以提高社会投资水平，

    当初不惜挑起马来人和华人之间的纷争，以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宣言，获得议会中的多数席位，登上总理的宝座。而为了保住总理的宝座，消除民怨，又希望得到华人资本的支持。

    一个国家的发展，事关经济，却又无关经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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